科斯生前曾说:“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，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，往前看，未来光明无量。但是，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，即缺乏思想市场，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”。事实上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无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，还是对于产业企业发展而言，思想的贫困导致治理能力、发展后劲不足是客观的，但又不仅仅是缺乏成熟思想市场那么简单。譬如，在特殊的政商关系和政商逻辑中，中国企业家群体并没有产生全新的商业伦理，物质的爆发难以孕育精神的贵族；再譬如，缺乏现代法治精神的恪守，难以形成现代的社会契约等等，商业财富亟待与未来科技、现代文化、质优品质以及法治结合。而现代化建设最亟待的，则是正本清源和追本溯源地重构发展结构、组织结构与治理结构。

       伴随长时间的经济社会转型、思想文化嬗变、体制机制纠缠以及互联网的放开，各种思潮文化、价值观念、理论学说、行为倾向纷至沓来，很多时候要么价值倾向限制了共识，要么利益诉求妨碍了良知，但越来越多人人认为认知的力量有增无减。这其中，伴随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节奏越来越快，互联网渗透性越来越强，一方面新的认知、观念、知识、信息、数据越来越多，另一方面如何去伪存真、由表及里、由此及彼的认识论依然需要重新审视，亟待插上数字化的翅膀放飞理性及秉承不变的价值，进而探寻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新结构。国家治理、区域治理、产业治理、企业治理、空间治理、创新治理、要素治理、开放治理等需要系统结构创新和整优化提升。

在过去三十年市场化大潮中，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，还是中国的管理学理论，乃至中国其他理论等等，往往都处于“引进-消化-吸收-再创新”学习西方的阶段。那是因为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，是西方的产业跟随者、技术受让者。一旦中国经济在十年内不仅超越美国，还在经济总量上超出美国20个百分点后，中国的经济管理理论、发展模式自然将被全球奉为圭臬。正所谓“没有成功的企业，只有时代的企业”一样，中国传统思想市场也将加速退场和出清，亟待更能接受互联网、数字化文化的新生力量发出心声和呼声，开辟新的天地。中国只有通过治理创新，将个人、企业、家庭等微观基础的活力与国家、地区、产业等整体的合力形成统分结合、协同推进、扁平发展的内力，才能产生更大的张力，以及全球性的号召力、影响力、竞争力。

       时值今日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得越来越快，我们没有必要通过强大的建构理性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以静制动的“致命的自负”与“无限的理性”，但依然需要有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志趣与情怀，亦需要有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的价值和张力。当然，这种往事不再是“故纸堆”的往事，不再是漫无边际的往事，更不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往事，而是数字时代里的往事，能够看到未来的往事，能够虚拟再现的往事。而这种“治道”便是围绕“中国之治”拥抱数字治理，基于现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，让更多的市场主体、利益主体、创新主体、发展主体等，走向更加活力倍增、开放协同、共同成长和包容增长的新格局。

当前，我国处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时代异军突起的历史交汇期。借助数字化提高国家及地方治理现代化水平，有助于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，并在政府决策科学化、社会治理精准化、公共服务高效化过程中，充分优化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企业、政府与社会的关系。在此过程中，迫切需要依据和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社会治理，确立“数治”在现代治理体系与现代治理能力中的地位与作用。这其中，“数治”就是依数而治、循数而治，即凭借有效的采集、清洗、存储、分析和处理数据，来治理国家以及实施相对应的数据治理。不仅具有清晰精确、客观理性、共享共治、透明高效、预测预见等特点，还能深度影响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城市、数字社会等等，促进现代治理理念及方式从德治、法治走向数治。

       如果说“稷”是久远的，代表着面向国家发展的士者情怀及深度思考；“量”现代的，代表着数字时代条件下对经济社会的精细化、精准性测度与衡量；那么两者合二为一，便是致力于以数字化再造思想市场和重塑协同创新发展结构，发展成为第三方数字治理的开拓者和引领者，更好地服务与新一轮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。也正是这种志趣上的自作多情和理性上的无知无畏，我们在产业经济知识服务领域推进数智通鉴（小模型/大模型），意在于“鉴于数字，资于治道，通达天下”，进而为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和五彩缤纷的社会贡献真知和力量。加快将感性思考转化为理性认知、将战略直感进行数字化表达、将数字化表达进行图谱化转化、将统计学数据内容转化为数学算法、将数学算法转化为沉浸体验，从研究到参悟、从直觉到逻辑、从抽象到直观、从解释到预测、从感知到体验，最终与您共成长、一起向未来！